环保加严影响经济发展？

不论是《民法典》人格权编对成熟具体人格权的明示固定，还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这一显著承载着人格尊严之客体的多元保护，都反映出类型化发展人格尊严范畴的趋势，体现了立法者积极稳妥实施宪法、回应社会关切的思路。

目前，以教育领域的部分法律，如教育法、义务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对经费保障的规定最为详细。[11]See B. S. Romzek, Where the Buck Stops: Accountability in Reformed Public Organizations in Patricia, San Francisco: Jossey-Buss,1998, p.197. [12]参见章志远：《司法判决中的行政不作为》，《法学研究》2010年第5期，第20页以下。

这些大体上可以归为物的范畴的行政资源，除了部分通过行政机关的日常性开支转化而来，其最重要的部分主要是通过各种项目建设形成的，而这些项目又主要是在各种发展规划中确定下来的。二、法律上的不对称行政任务 法律不强人所难，这是富勒提出的法律的八项内在道德之一，且已成为了一句法谚。而实际财力不足又可能反过来使行政组织无法获得合格人员的充实法律在设定行政职责的时候，总会或多或少地高估政府的能力。[43]另外一种常见的避责方式是，行政机关将完成任务变为消灭任务，或者至少消灭那些可能暴露其履职情况的信号。

有关结果回避可能性的讨论，则有助于在如下情形中为行政机关免责：消防救援机构接到洪水中受困居民的求助电话，闻警即动，但因水势太大而救援失败，或因道路阻断而未及时救援。在我国，这一问题的呈现方式更加特殊。也就是说，可以循着部门法的法律实践，来推动新的宪法解释的展开。

总之，领域化路径对人格尊严权的类型建构，可以避免将同领域的普通法律制度实践对标于过于抽象的人权和人格尊严条款，防止造成在一种宽泛的人权保障论述下合宪性标准的模糊化。而消极界定则是背面敷粉，通过列举何种公权力行为是对人的尊严的侵犯来划定人的尊严的边界，也就是例示什么不是人的尊严。在宪法内部视角陷入困局的时候，将目光投向部门法就是可能的选择。但是，实践更为活跃、更贴近日常生活的部门法规范会累积出多样的制度尝试和规范场景，这对重新诠释作为其根本法依据的宪法条文就是新的刺激，或者说是一种提问型的切入。

个人信息既是个体的私领域事宜，又与他人权益乃至公共利益紧密相关。前述素材二表明，不论是支配性的民事个人信息权还是作为公权利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不论是民事权益救济还是行政监管规制，这些针对相同主题领域的普通法律实践，都服务于实现和保障宪法上的人格尊严。

因此，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制中，仅通过支配性的信息自决权确保披露、获取信息环节的人格展开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彰表性权利、反映着一般人格权时间保障维度的被遗忘权等内容控制其他信息流动环节，以全面地保障人格自由发展。宪法以其抽象、概括和至上的价值辐射、统合不同法律，但法律层面的细致分野和多元建构也提示，含义模糊的宪法人格尊严条款可以做内部有差异的类型化建构。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磨合和归类总结，《民法典》的清晰列举，表明了法律共同体对人格尊严所应涵盖保障的具体权利的共识，是时代发展对人格尊严的注脚。若仅对我国《宪法》第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虽然其证成基础还部分涵盖纳入了通信权条款，但这种综合并非是偶然的。如果没有社会性关联，没有因此而产生应被尊重的人格的欲求，那么个人信息对于鲁滨逊式生存的个人而言是没有保护价值的。通过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材料而得以证成的具有基本权利束性质的个人信息权，实际上是人格尊严权条款在人权条款的笼罩、强化下在具体领域场景中的映射、推论。另一方面，宪法又发挥着对立法的边界控制功能，立法所产生的新工具、新维度、新范畴能否跃迁为宪法规范意涵，仍有待学理分析乃至宪法解释程序的展开。

也就是说，从历史解释和文字原意来看，宪法规定人格尊严，主要是为了在精神上维护个人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的体面与尊荣，使个人得以在身体与精神上皆免于强制与压迫。就宪法上的人格尊严权而言，其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在主观性权利的维度上发挥着与普通法律权利非常不同的功能，主要指向对国家公权力的防御，但其同时还作为客观法规范发挥着价值辐射的功能，既对立法者形成保护委托，要求其进行基本的人格权保护法律制度的建构。

依托领域化路径证成作为基本权利的个人信息权，则可以既折射出人权保障的伦理性价值，又通过其所蕴含的在一种社会结构体中的指向性义务形成相对更为清晰的宪法内涵。这种由下而上、层层递进的反思式总结，同时也是对宪法上人格尊严规范的核心要旨的重新认识和强化。

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中所出现的新趋势、新要求，在法律体系中往往最先明确和集中地出现在普通法律层面。具有强烈私人性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又天然具有公共化倾向，是公私领域叠合的典型事项。《民法典》人格权编在确立人格权范围时，通过特殊的立法例进行了相对宽泛的界定。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同志所指出的，在《民法典》出台后，可以认为宪法第三十八条关于人格尊严的规范早已不限于民法通则制定时的狭义名誉权。他认为虽然谋杀案是历史事件，在过去这么久后，在社会公众知晓其姓名的问题上并不必然存在公共利益，但他不想再被过多关注从而妨碍其回归于新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也通过权利和利益的并举，保持了对非典型人格法益的包容性及其在司法活动中进行类型化具体探索的开放性。

例如，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互联网时代中个人信息的流动会出现新特性，而基于人格自由发展—个人信息流动的高度关联，人格尊严的展开环节亦会随着个人信息流动特性的发展而新增，人格尊严保障的涵盖维度和相应要求也就自然需要拓展。由此，宪法上人格尊严保障的面向就可以是多样而可不断更新的，可以根据社会关系、文化理念以及科技影响等要素的变化而灵活调整。

德国关于人的尊严（Menschwürde，也有人性尊严、人格尊严等译法）的保护范围，有积极界定与消极界定两种学说。但是，《民法典》人格权编基本按照支配性原理构建起以信息主体自我控制为基础的个人信息权利体系，民事主体对个人信息所有、支配的权能状态，是决定个人信息处理方的行为模式、义务内容以及司法救济路径的逻辑起点。

本文首发于《中国法律评论》2023年第1期专论栏目（第57-67页），脚注从略。宪法上人格尊严的类型化路径 上述两类法律层面的规范和实践素材都表明：立法者在与时俱进地拓展着宪法人格尊严的内涵和保障维度。

一方面，立法过程充满了各种利益的博弈权衡，具有极大的政治形成自由，能够与时俱进、灵活有效地推进宪法实施，保证行宪过程的民主性、科学性，保持宪法的生机活力。在个人信息保护这一事项和领域中，人格尊严可以得到情景化的具体界说，可以实现多元和多样的维度构造，从而形成更为具体和有层次的合宪性要求。在事关人格尊严的特定领域场景中，还可以发现人格的自由展开可以呈现不同的环节，并由此使人格尊严的保护维度更加多样。我国民事立法最终选择在《民法典》中设立独立的人格权编，努力解决传统法律体系的滞后与人民新的诉求之间的矛盾，与时俱进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这种仅将个人信息权理解为以个人支配控制为内核的民事权利的做法，极有可能造成在实践中保护过度和保护不足的双重困境，使相应的司法救济模式和监管机制难以有力应对个人信息遭受侵害。只有在一种类型化的基本权利概念下，才能分析性或者综合衡量性地得出具有判准效用的宪法规范教义，从而为相应类型和场域下的公权力活动提供更加明确的具体指引或边界标识。

座谈会上讨论之焦点就是人格权编，通过立法来拓展宪法人格尊严条款内涵的方向非常清晰。人格尊严内涵的再讨论：目光往返于宪法和部门法 宪法上人格尊严内涵之界定，洵非易事。

在这个意义上形成的人格—个人信息—可承载的传统基本权利的总体交互结构，使人格尊严所保障的范围借助个人信息得以反思性地精细化，也使在数字化、信息化时代许多无法被顺利归入传统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事项，通过个人信息保护维度而落入人格尊严的保障范围。例如，基于人格的自由发展包含个人信息的排他性支配和交互性流动的不同层面，宪法人格尊严意味着应当建构全面而又具层次性的公私协作法制，又如，可以确立对人格发展越重要的个人信息及其流动越应严格保护，相应的对公权力活动的审查密度亦应越高的审查公式。

在宪法至上、法秩序融贯的意义上，这种规范系统内出现的新情势和新学理争议会要求宪法层面的回应。一般人格权的内容包括，个人可以对自身的信念与行为继续发展或进行改变。以此为镜鉴，作为基本权利的人格尊严的内涵同样可以置于特定的事项领域中进行展开，从而进行类型化式的厘清、拓展。循此可以持续讨论：除了经典的权利类型外还可涵纳哪些内容。

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界定，是基本权利教义学的重大课题，在窄界定与宽界定的基本立场分野之下，需要在基本权利总论和单项基本权利两个层面上甄析辨明。立法者已经开启的类型化，仍然需要在法律具体施行后的个案审视中得到进一步的反思、调整和完善。

（一）素材之一：《民法典》对人格权的宽泛界定 《民法典》人格权编对宪法抽象内容的建构性诠释和具体拓展，就是上述进程的集中体现之一。《民法典》的这种立法体例和技术表明其已然超越了具体人格权利，在确保成熟的个人权利得以主张和救济的同时，还囊括了各类法律尚未申明的人格利益保护维度，从而为通过司法实践实现民事领域人格尊严保障的全覆盖提供总依据。

彰表性权利是指个人能够自主地决定是否、何时、怎样在公众前展示、表现自我形象。但是，无论普通立法做出了怎样的拓展，宪法作为最佳化命令仍然意味着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也就是永远保有对具体法制进行合宪性评价的可能性，以达到更好的人格尊严保护的效果。